金融，可能是一门高大上的学科，但实际上金融在过去5000年一直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金融史也是充满了传奇故事，还记得周杰伦有一首歌《爱在西元前》：
我给你的爱写在西元前
深埋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几十个世纪后出土发现
泥板上的字迹依然清晰可见
我给你的爱写在西元前
深埋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用楔形文字刻下了永远
是了，歌词中提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正是西方文明发源地。实际上，人类最早的写作行为就是古代西亚地区的人们为了记录金融契约而发明的，泥板和楔形文字正是用来记录的工具。金融是关于未来的承诺，如果没有记录和实施的能力，承诺是毫无意义的。
世界上最早的书面语言和金融工具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产生了世界上第一批城市、第一种书面语言、第一部法律、第一份合同和最早的高等数学。古代西亚城市社会的历史起源大约可以追溯到7000年前。公元前3600年，古代苏美尔城市兴起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交汇处，即现在伊拉克所处的位置。
大家都知道，河流汇合进入大海的区域会形成冲积平原，而这种冲积平原不仅土壤肥沃，还因为水源的充足适宜居住、种植农作物和养殖牲畜。这样的地方，往往很容易孕育出文明。就像其他三大文明发源地，古埃及起源于尼罗河下游，古印度文明起源于印度河流域，而中华文明众所周知的起源于黄河流域了。
然而，两河流域缺乏其他必需品，如木材、铜和锡，在冷兵器时代，没有铜，就没有铜器，没有铜器就没有武器，没有武器就不会有帝国。所以在当时，已经有了远途贸易。世界上第一座城市乌鲁克，在鼎盛时期，它的面积达450公顷，人口5000左右。在公元前3500年前的乌鲁克时期，两河流域南部居民就已经与叙利亚北部、伊朗西部、海湾地区、两河流域北部地区建立了频繁且密切的贸易往来关系。
简单的来说，就是古西亚文明的经济需要生产基本的粮食并分配给集中的城市人口，同时也需要从远处获得商品。跨期的时间差，需要金融合约技术。金融的首次出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在两河流域一些城市出土了一些不像是苏美尔特征的印章、珠子甚至陶器，但却与同期信德和旁遮普各个城市的同类产品相同，这就表明，两河流域与印度河流域存在着贸易交往。
有史以来最早的文学作品《吉尔伽美什史诗》中所记录的“埃安娜神圣的庙堂，圣洁的宝库”在1929年被德国考古学家尤利乌斯挖掘中发现——乌鲁克的中央神殿。神殿，类似中央集权的机构，对人民进行征税。是丰产女神受到供奉的地方，也是将货物和大宗商品分发给民众的地方。
在苏美尔城邦时期，城市中有神庙、寺塔、王宫、城墙和房屋等建筑，但神庙是城邦观念的核心，参与祭祀城邦神表明城邦成员资格。神庙的作用是积聚和再分配剩余财富。公元前3500年的乌鲁克城市里，唯一的管理机构是神庙，最早的文字、合同文献、艺术、建筑等都在这里兴起。乌鲁克城的统治者也是神庙的负责人，承担了世俗和神圣领袖的双重角色。在对神殿的缴税中，如果有人因为收成不足无法一次完成缴税，或者神殿在分发货物和大宗商品的过程中对某些人多发了，某些人少发了，需要在下次补发或者少发，或者民众下次应该补交多少的生产物，这些都是需要被记录下来的。
在乌鲁克的中央神殿中发现了陶筹，被认为是某种记账系统，也被确信是世界上最早的书面语言的前体。陶筹的形状像日常生活用品：罐子、面包和动物。使用陶筹实际上就是以实物记事, 与结绳、刻契、结珠、编贝的性质没有什么两样。而后，在乌鲁克地区出土了乌鲁克泥板。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学者丹妮丝发现这早期泥板上的象形文字本质上就是陶筹上的图形。
随着楔形文字的字母变得越发抽象，读写能力变得更为重要，“书写”的想法很快传遍了两河流域。在楔形文字发展的过程中，印玺也是一项重要的发明，它不仅是文字的发展，也是最早的金融工具应用。印玺是一个中间镂空的圆柱形体，将陶筹或者泥球包在其中。
印玺表面清楚的标记某人把一些商品献给神庙，例如几罐蜂蜜、羊、牛甚至是几天的工作，乌鲁克的会计人员可以在不打开印玺的情况下利用外面标记判断印玺内部包含的符号，一些信封会完全被圆柱形的封条封住，缔约双方就不用害怕合约会被插入或者删除符号。
这实际上是最早的金融工具应用，神殿的神职人员在记录城市居民是否按时按量缴纳足够的商品，欠债的时候，这就类似现代的纸质合同，如果合同双方发生分歧是可以被查阅的。
印玺和符号系统都是出现严重依赖于农产品生产和分配的社会中。在古代乌鲁克城市已经出现了明确的分工，城中的大部分居民已经具有鲜明的职业特征。有人负责放牧，有人负责耕种，也有专门的面包师、酿酒师、纺织工人甚至会计师、书记员等。不管怎么样，个人都对神殿有重要的义务。
这一体系与今天现代社会的相似，个人对国家交税，国家保障安全和生活。
仅仅依靠信誉是无法运转分配的经济体系的，如果不能记录个人对神庙的债务，就无法判断谁在劳作，谁在偷奸耍滑。一些出土的乌鲁克泥板就是最早的债务清单，记录着一个个人名以及他们对神庙所欠的大麦数量。
耶鲁大学古巴比伦文物藏品中有一份大小和形状都很像菠萝的黏土制圆锥体——恩美铁那圆锥。圆锥体上记录是全世界最早的复利证据。
公元前2400年前，两座古城拉格什和乌玛之间彼此敌对，乌玛夺取了拉格什一块肥沃的土地，并占领这块土地长达两代人的时间。拉格什的统治者恩美铁那最终夺回了土地并要求乌玛以“租金”加利息的方式进行赔偿。
恩美铁那铭文椎体上记录了恩美铁那认为之前由于土地占用，存在大麦借贷的情形，并宣称谷物利率为33.3%要求赔偿。这一铭文记录是全世界最早的复利证据，导致债务呈现指数级增长，谷物的复利计算的基础是今年获得的利润可以投入明年的生产中。这一利率与后来在苏美尔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古巴比伦文明时期所颁布的《汉谟拉比法典》，所规定的大麦利率为33.3%相一致。
复利计算的想法来自何处？可能是源于苏美尔经济体系中另一种指数级增长性质的基本产品：牲畜。
在公元前两千余年前的一份楔形文字德莱海姆泥板记载了最早的牲畜数量增长示意图。
铭文描述了一个使用数学工具的几何增长模型。这也是一个投资模型。从金融角度而言，类似于企业收入的增长模型，牲畜代表投资，乳制品销售额代表了年收入。
它的存在表明，对于未来企业的想象、定量分析乃至最终估值所需的基本工具，最晚在公元前两千年前就已经发明出来了。
但是从逻辑上来说，谷物的33.3%利率基于这一年度的收入投入下一年度的生产中，但是更多谷物生长不仅需要更多的种子，也需要更多的土地；同样的，牲畜的增长模型也是基于没有一头牛生病或者死亡的理想情况。无论如何，虽然存在不完全性，但是仍旧为后来的金融体系发展奠定了最初的金融思维基础。
在苏美尔语言中，利息一词是“mash”，也有牛犊的意思。
在古希腊语中，利息一次是“tokos”，同时也有牛繁殖的意思。
拉丁文“precus”（畜群）是英文“pecuniary”（金钱上的）的词根。
所有的词汇都表明，利息来自牲畜的自然增殖。如果借给10头牛给别人一年，那么一年后会希望他还给你超过10头牛。牛主人的财富也因此具有了与牲畜的增殖率相同的自然增长率。如果牛是标准货币，那么所有可类比的商品的借贷也理应具有“增殖”属性。对一个农业或畜牧业社会，利息这一概念，来的非常自然。
古代金融区
古巴比伦时期，中东地区政治动乱。北方民族占据了大部分苏美尔人的地盘。这段时期最著名的统治者汉谟拉比（公元前1792年-前1750年），遗产《汉谟拉比法典》如今收藏在罗浮宫。《法典》规定了白银的利率20%，大麦的利率33.3%。除此之外，还涵盖了从刑法到家族法律，商业规范到产权，详述各类产权，包括租赁权和政府土地征用权。
如果不存在法律，不存在法庭的司法机关进行宣判，不存在立法和执法制度，契约也将失去意义。这是实施的能力。
哥伦比亚大学的马克.范.德.米鲁普教授通过研究挖掘出土的泥板与房屋匹配，确认了古代的金融区——公元前两千年的乌尔城的贷款者和企业家所在的街道。
这里，乌尔的商人可能扮演者最早的银行家的角色。以低利率吸收存款，一部分用来自己生产，一部分借来的钱作为短期贷款借给他人并要求一定的利率回报。在保存下来的贷款记录中，大部分是超短期的，借期只有一两个月或者三个月。
在苏美尔的宗教中心和经济中心尼普尔和其他城市的乌尔第三王朝档案中，已经发现确凿的商人们的高利借贷银钱与大麦的档案。
高利贷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得到应用，小生产者之所以借高利贷，多是为了急用以渡过难关。短期贷款显然是用于消费用途的贷款。
在自古苏美尔城邦时代至古巴比伦时代的漫长历史时期中，两河流域地区的贷款利率均由宫廷即国家规定的，几乎所有的放贷契约中的利率都为本金的20%，而大麦贷款利率则高达 33.3%，是地道的高利贷。但古代两河流域国家有着悠久的保护弱势公民群体的历史传统 ， 因此，从流传下来的古代文献中仍可看到不少国家免除出公民债务的记载 。
乌尔城的商人们保持着账户的持续流转。会计记录减少了对于硬通货的需求，反应了寺庙记账的特有办法。这在金融思想上是一个重要的进步，人们承认“纸上的利润”。
现代社会，我们的无形财富发展的基础，财富不再需要囤积金属去证明，人们相信这些资产的收益，而且存在法律的确认和保护。
当人们承认黏土上记载的利润时，金融家的债务可以作为财富甚至在市场上转换流动。乌尔城的记录显示，出售贷款是一种常见的做法，当时的乌尔城已经有了一个正常运作的二级贷款市场。有关于还款的承诺，可以被视作硬通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