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负债情况一直是衡量经济发展健康水平的标准之一,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货币及房地产政策的制定。那么,我国各地区居民负债情况如何?日前央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9)》给出了答案。报告称,2018年我国住户部门贷款余额为47.9万亿,同比增长18.2%,增速较上年回落3.2个百分点。
具体来看,居民负债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个人住房贷款、消费贷款和经营贷款。去年居民负债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在于个人住房贷款的增长被抑制。数据显示,2018年末,我国个人住房贷款债务余额为25.8万亿元,增速连续两年回落。
尽管我国整体居民债务杠杆率还在可控范围内,但债务集中度高、分布不均衡、部分地区债务规模增长明显等问题仍需注意。
负重前行的TOP5城市
将居民债务,即居民部门贷款余额作为分子,名义GDP作为分母,两者之比便得出居民杆杆率这一指标,这一指标是最为常用的流量性指标,也是居民的债务负担能力和偿债能力的量化体现。2018年末,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为60.4%。
然而,各地区居民杠杆率情况大相径庭,东南沿海地区住户部门债务风险相对较高。据统计,2018年,有5个地区的居民杠杆率超过70%,分别是浙江(83.7%)、上海(83.3%)、 北京(72.4%)、广东(70.6%)、甘肃(70.1%)。除了上述5个地区外,重庆、福建和江西的居民杠杆率也超过了全国水平,分别为68.6%、65.8%和63.1%。
2019年2季度末全国分省居民杠杆率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统计局、Wind;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
不过要关注的是,地区居民杠杆率与全国居民杠杆率并不完全可比。这主要在于,地区GDP加总与全国GDP并不一致,前者往往高于后者,这就可能造成地区居民杠杆率的低估。但目前来看,这个低估程度并不大。2018年,地区GDP高于全国GDP的幅度占全国GDP的比例仅为1.6%。
“理论上来说,地区居民杠杆率超过80%或90%就需要予以关注,类比美国金融危机的时候,居民杠杆率大约在100%至110%之间。”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刘磊博士对第一财经记者说,“目前,城市分化较为明显,有些地方杠杆率可能更高。”根据报告,杠杆率水平最高的浙江和最低的山西之间相差50个百分点。
除了省份的数据外,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此前发布的“季报宏观杠杆率报告”也对城市的居民杠杆率进行了统计。在统计的34个城市中,截至2018年末,居民杠杆率高于80%的城市有5个,分别为杭州(103.2%)、厦门(96.3%)、温州(91.1%)、海口(83.8%)、深圳(82.3%)。
2018年末全国大中城市的居民杠杆率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统计局、Wind;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
杭州是第一个杠杆率超过100%的城市,这也就意味着杭州的居民贷款超过了本城一年的GDP,这其中蕴含着较大的金融风险。“在我国,杠杆率高的城市有一个重要特点,‘三高’——即房价比较高,外地人买房的比例较高,买房的投资性需求较高。”刘磊对记者说,“这也说明居民杠杆率与房地产的高度相关性。”
换言之,各地房价是影响居民贷款上升的最核心的变量。比较杭州、厦门、温州、海口以及深圳过去一年房市的表现,也侧面印证了居民杠杆率与房地产之间的关系。
由此分析,趋高的杠杆率不一定代表金融风险难以控制,因为存在外地人出于投资目的异地买房的情况。由于购房者并不在此地工作生活,买房后虽增加了当地贷款,但没有形成相应的GDP。因此,这部分异地购房者占比较大的省市便形成了较高的居民杠杆率,但这不一定完全对应着较高的金融风险。“而且这几个城市的杠杆率是前几年增长得比较快,目前增速正在逐步放缓。”刘磊说,“未来,在‘房住不炒’的主基调下,随着房地产的平稳,投机性需求被压制,房价可能会趋于平稳,相应的,居民杠杆率上升速度也会下降。”
尽管目前各地杠杆率正在继续走高,但我国居民贷款违约风险整体偏低。由于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在居民负债中占据半壁江山,而去年全年房地产信贷政策继续遵循审慎原则,对住房抵押贷款的最低首付比要求更为严格,月偿债比率和最长还款期限与国际实践基本一致,这使得居民债务风险抵御能力较强。
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居民贷款的不良率,尤其是个人住房贷款不良率继续保持较低水平。截至去年末,个人不良贷款余额7103亿元,不良率为1.5%,低于银行贷款整体不良率0.5个百分点。其中,个人住房贷款、个人汽车贷款和个人信用卡贷款不良率分别为0.3%、0.7%和1.6%,与前年同期持平。
60.4%的杠杆率算高吗?
目前,对于居民杠杆率的口径并不一致。央行测算的我国2018年末住户部门杠杆率为60.4%,国际清算银行公布的为52.6%,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测算结果则为53.2%。无论哪个数据,需要思考的是,与国际相比,这样的杠杆率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根据央行的报告,在全球范围内,我国居民杠杆率与国际平均水平一致,低于发达经济体平均水平,但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处于较高水平。据悉,2018年,发达经济体居民部门杠杆率平均为72.1%,新兴市场经济体平均为39.9%,国际平均水平则为59.7%。其中,澳大利亚居民部门杠杆率最高,约120%左右,印度最低,不足20%。
刘磊对第一财经表示,过高的居民杠杆率短期内可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但长期来看,将对消费与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都会有所抑制。
另从增幅上看,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增幅居于前列。与前年相比,2018年我国居民杠杆率上升3.4个百分点,而同期杠杆率排名较前的美国和澳大利亚则分别下降1.5个和0.7个百分点,且这一增幅也高于日本、英国等经济体的增幅。
那么,随着杠杆率的增长,之后是否会爆发信用风险、金融风险?对此,我国居民的高储蓄率被业内认为是抵抗债务风险的“法宝”。“我们的一个最大特征就是,尽管债务在增长,但同步的,居民储蓄也在增长,甚至增长更多。因此,抗风险能力实际上更强。”刘磊称。
国泰君安的研报也显示,2018年末全球经济体储蓄率平均水平为26%,发达经济体为22%,发展中经济体为32%,相较之下,中国目前45%以上的储蓄率比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高十几个百分点,是发达国家的两倍。这代表着,“在前期高速发展积累‘厚家底’的支持下,短期内国内还不至引发信用危机。”研报称。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自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居民储蓄增速持续下滑,已从前期20%左右的增速回落至10%以下,同时,储蓄率也从2008年51.8%回落至2018年45%,有观点预计未来储蓄率还将进一步回落。由此,“完全寄希望于高储蓄而忽视了长远的债务风险并不可取。”国泰君安称。
而对于未来我国居民杠杆率的走势,刘磊告诉记者,“仍需保持适度稳定。”从稳杠杆的角度来说,这种稳定主要是考虑到居民杠杆率与房价的密切关系,否则将会带来连锁反应。 事实上,过去十年间,我国居民杠杆率平均每年增幅为3.5个百分点,处于一个较快的水平。在刘磊看来,未来的趋势是,速度会下降,但每年杠杆率仍然上升。